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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和毒駕必須入刑

編輯:貴陽好久代駕服務有限公司   時間:2013/04/03   字號:
摘要:酒駕和毒駕必須入刑
2009年6月30日晚,南京肇事司機張明寶醉酒駕車,連撞9名路人,造成5死4傷的慘劇?!?·30”慘禍發生僅3天后的早晨,仍舊是在南京街頭,劉偉駕車撞傷了正在人行橫道線上過街的4名行人。連續的慘劇激起了全社會的憤慨,也促使政府采取行動。江蘇省蘇州市率先(7月1日)開展酒后駕車專項整治。7月1日以來,蘇州全市共查獲飲酒駕車585起,醉酒駕車56起。今年以來,蘇州市因酒后駕車引發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呈上升態勢,酒后駕車已成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最主要殺手之一。今年上半年,蘇州全市共發生涉酒交通死亡事故39起,死亡24人,占全部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10%左右,位列事故原因第二位。[1]7月4日晚,江蘇省7000余名民警走向各個城市的842個檢查點,查禁酒后駕車。結果再次讓人感到驚駭:一次共查獲酒后駕車人員633名,查獲醉酒駕車人員69名。[2]交通事故殺人、特別是醉駕引起的殺人在中國普遍存在。據統計,中國各類安全事故頻發,死亡人數居高不下,其中道路交通事故一直位居各類安全事故之首,占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的七成以上。為此,國家規劃到2010年道路交通事故萬車死亡率由2005年的7.60下降到4.54。[3]事情的嚴重性或許可以通過比較顯現出來。2003年,美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降至平均每1億英里1.48人,是上世紀60年代高速公路死亡率的1/3。美國有2.07億輛汽車每天在各種道路上行駛,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約4萬。而中國3000多萬輛汽車,死亡人數達到10萬之眾。照此比例,中國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是美國的45倍。[4]據上述數據推算,如果不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等到中國的汽車占有率與美國持平時(大致一人一車),13億人口的中國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是:13億10萬?3千萬=433萬!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其可怕的數字!如果再將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情況則更顯得不可思議:1999年,美國的萬車死亡率為2.0、法國2.5、日本1.3、德國的幕尼黑市為0.41,而我國為15.45;2003年,北歐有些國家已經在追求交通事故零死亡率。相比之下,2004年我國因交通事故死亡10萬人,萬車死亡率首次達到個位數:萬分之9.2,如果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后的新標準統計,萬車死亡率為萬分之9.9。[5]不要求達到很高的水準,只要達到美國相對低的水準(萬車死亡率2.0),則中國每年可以挽回8萬無辜者的生命!
二、左支右絀的判決
面對這一比癌癥還要可怕的殺手,2009年我國采取了行政與司法措施加以應對。公安部14日部署,自8月15日起在全國開展為期兩個月的嚴厲整治酒后駕駛交通違法行為專項行動,集中整治期間,對有酒后駕駛嫌疑的車輛和駕駛人嚴格檢查。對酒后駕駛的,將嚴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從嚴處罰,堅決做到“四個一律”:對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一律暫扣駕駛證3個月;對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一律拘留15日,暫扣駕駛證6個月;對一年內2次醉酒駕駛的,一律吊銷駕駛證,2年內不得重新取得駕駛證,屬營運駕駛員的,5年內不得駕駛營運車輛;法律法規規定有罰款處罰的,一律從重處罰。[6]
在現時的條件下,本人非常贊成這樣的行動,它確實也取得了一些成效。[7]但是,這種運動式執法只能“救急”,不能根治,它的長遠影響是有限的。從法理上看,運動式執法本身存在以下幾個弊端:一是運動式執法會降低法律的權威。因為運動式執法源于權力者的偏好,它釋放出的信號是:法律的效力取決于權力的好惡,同時它使法律的實現呈現出不規則的“布朗運動”,它的長期效應必然是降低法律的權威;二是運動式執法往往是“從重”,這一次更是“一律從重處罰”,這本身有違法之嫌。因為“一律從重”取消了法律規定的從輕到重的“懲罰階梯”,事實上改變了法律本身。三是運動式執法有失公正。不分輕重一律從重處罰,對于那些行為輕的人也構成“比較不公正”,如果用時間的視野來看懲罰結果,則對酒駕者的懲罰在時間上明顯失衡,也構成“比較不公正”。人們會認為受懲罰者只是“倒霉”而已,這就會影響懲罰的道德正當性,從而降低懲罰的實際效果。
另外一個辦法是司法上的嚴打。7月15日,杭州胡斌案開庭審理,[8]20日下午,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公開宣判,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3年。除了少數法律人以外,此判受到社會的普遍質疑,皆認為判得太輕,甚至許多人懷疑背后金錢所起的作用。但是,從法理上說,三年有期徒刑已經是法定最高刑期。刑法第133條規定了交通肇事罪的三種情形:一般情形、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逃逸致人死亡,并規定了不同的刑期。由于胡斌案不存在兩種加重處罰情形的任何一種,三年已經是法定最高刑期。即是說,只要適用交通肇事罪刑法規定的第一種情形,胡斌案的刑罰已經“頂格”,但是不能“平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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